1933年2月，在河南洛阳的火车站，一位年约五十的妇女刚刚从列车上下来，便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她惊慌失措，急忙大声喊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妇人罢了！” 听见她的叫喊，为首的一个士兵冷笑着回应：“你说自己是妇人没错，但你也是名声赫赫的悍匪——张寡妇！”
妇女听到自己的身份暴露，脸色一变，随即不再装作无辜，直言道：“是，我张贺贞确实做过许多错事，但都是被逼无奈啊！” 那么，张贺贞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何她会为自己的罪行辩解，声称是“被逼无奈”呢？
回溯到1931年，生活在陕县陶峪北村的百姓们，原本过着平静的日子。然而某天，一声急促的呼喊打破了村里的宁静：“土匪来了！” 村里的老村长叹了口气，语气有些无奈地说：“土匪三天两头就来一回，这日子也没法过了。”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土匪横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，陶峪北村也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常骚扰。
展开剩余79%然而，当地老百姓手无寸铁，土匪来了似乎也没什么可怕的。老村长依旧带头走到村口，准备和土匪讲和。远远地，他便看见一名骑马的土匪正朝村子赶来。看到那人的身影，老村长心里松了口气，赶紧走上前笑着说道：“这不是张寡妇家里的二当家吗？前几天不是刚刚来过吗？今天又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”
张家虽然是土匪，但算得上是附近比较“讲义气”的一伙，他们从不做过分伤天害理的事。见到二当家，老村长不免心生安心。然而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二当家并没有停下马来，反而径直骑到老村长面前，掏出手枪，毫不犹豫地开枪击毙了老村长。
眼见村长倒地，村民们顿时惊恐万分，四散逃命，可接踵而至的土匪一个个拔出枪来，开始肆意杀戮。不到半小时，原本百余口人的小村庄，便只剩下了不到六十人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妇女飞奔而至，怒喝道：“二当家，你进错村子了！这儿是陶峪北村，不是头峪村！”
听到此言，二当家愣住了片刻，随即调转马头，带着队伍离开了，留下一地的尸体和哭泣的村民。众人纷纷认出了那名妇女——正是张贺贞，江湖人称“张寡妇”。
张贺贞出生于1880年，河南洛宁县的一个普通农家。家境虽不富裕，但因为家里有几亩地，日子勉强过得去。由于父母对男孩的偏爱，张贺贞从小未曾接受过正统教育，只学会了些女红，心中盼着将来能嫁个好人家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
然而，晚清的腐败和衰弱，导致外有列强入侵，内有民众疾苦，政府对百姓的负担也日益沉重。由于税收增加，张贺贞家中所得几乎无法支付日渐增多的赋税，生活更加艰难。为了勉强维持生计，张家把田地抵押给了地主，但很快即告窘迫。
迫于生计，张贺贞的父母最终将她嫁给了一个名为张有为的男人。张有为的家境和张贺贞一样贫寒，但婚后两人依旧勉力维持着日常生活。第二年，张贺贞生下了大儿子张振升，家庭有了孩子的陪伴，日子稍微好转。张有为日复一日地在田间劳作，张贺贞则在家做些针线活儿，贴补家用。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张贺贞的公婆相继因病去世，家中劳动力骤减，安葬父母的费用更是让夫妻二人焦头烂额。借债成了唯一的办法，借的钱一年比一年多，压力山大。为了应付债务，张有为一边辛苦工作，一边承受着巨大的债务负担，长时间的劳累导致他在1905年因病去世，留下张贺贞和三个年幼的孩子。
为了抚养三个孩子，张贺贞背负了巨大的责任。虽然儿子们年纪尚小，但张贺贞不顾个人困苦，独自一人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。就这样，张贺贞继续为生活挣扎着，直到孩子们长大。
然而，随着张贺贞的大儿子张振升也逐渐长大，他开始意识到贫困的现实，于是他决定帮助母亲租地生活，但张贺贞的堂爷爷——张更山却拒绝了他。由于这一事件的刺激，张振升决定通过走上“歪路”来为家人争取生路，他秘密加入土匪，开始了“刀口舔血”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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